- 1．工作的意义和安排的经过
古琴原来就是“琴”，近三十年来才被人称为古琴。它是我国最早的一种弦乐器，有三千多年的传统，有独奏、伴奏和合奏三种演奏形式。在秦以前可能只是在士以上的社会阶层中流行，秦以后就流传到民间，一直存活在民间艺人和士大夫阶层的交流中，而且得到一定的发展。它的形制和演奏方法在汉晋之间定了型。从唐朝起开始创制专谱，到了宋代这种谱式，也经过一些发展而定型，因而保存了几千年来的一些传统乐曲。近五十年来，演奏古琴的人逐渐减少，水平也题渐低落；在抗日以前，上海今虞琴社统计全国各地还有两百来人，但是1954年民族音乐研究所再作的统计，就只有九十多人了。在现存的一百四十多种历代传下来的古琴谱集中，总共有二千八百多个古琴曲谱传载着历代整理改编过的六百多个古琴曲，但是现时古琴家还能演奏的只剩下七八十曲了。因此，对这一个优良传统的音乐艺术有及时抢救的必要。
早在1954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和民族音乐研究所就想派人去各地收录他们的演奏，未得实现。直到去年，方由协会与艺术局、广播事业局商定，列人本年计划实行。
协会派了我，民族音乐研究所派了古琴专业干部许健和王迪，栩成了一个三人采访小组，于本年（1956）四月十七日从北京出发，顺序到了济南、南京、扬州、苏州、上海、杭州、绍兴、徽州、长沙、合肥、安庆、武汉、重庆、贵阳、成都、灌县、西安等十七个地方，包括行程共针工作了一百天，完成的工作超过了原定的计划，于七月二十七日回到北京。
在出发之前，艺术局指示我说，政府关怀那些年老贫病古琴家们的生活、修养和健康情况，要我们了解反映；音协指示我说，对奏录古琴曲的人们，在尚未结付稿酬前，应机动地予以资助；民族音乐研究所指示我们访寻有关古琴古乐的文献、器物等资料并和有关古琴家、古乐爱好者建立必要的交流和研究关系。因此，我们的工作对象就不只是古琴曲的录音，而是可以机动地扩大到古琴、古乐的采动和交流了。
在古琴录音方面，录音工作是决定用各地广播台、站的设备由台、站负责收录的，应收录的人选和曲选又是去年和各地琴家约定了的。经过音协和广播局的同意，在预定的十八个地方中，我们只到人数较多的十个重点地方去；其余的地方是通过通信的办祛，请有关台、站直接和琴人接治收录，但遇有必要，我们可以机动地到其他任何地去进行采访。
出发以前，预定下我俩在各地工作的项目如下：
（1）在小组防问到的各地，把每一琴人陪送到电台奏录他们的琴曲，并可不以约定的人为限。在小组不去的各地，随时通信联系。
（2）把每一琴人的简历、修养、生活状况填入访问录，存作分析参考的资料，并在事后作为交流资料。
（3）访问每一地方的图书馆、博物馆和有名私人藏家，把善本、异本琴谱、琴书和有关古琴历史器物转摹或制片收作研究古琴的资料。
（4）机动地访问那些还未联系到的古琴家，必要时用自备轻便录音机录下他们的演奏。
（5）遇见稀见的古乐形式，录取资料。
（6）在各地文化局安排交流或座谈时，向青年音乐工作者介绍我们在古琴方面发掘、整理、改编创作的经验。
2．我们的工作的成续和收获
我们的工作是很顺利的，收获也很满意。这是党和政府重视民族文化遗产的号召和地方有关单位的热烈支持的结果；各地文化当局派来协助我们工作的干部一般地对古乐收集和发掘的兴趣十分浪厚而热情；各地电台音乐工作者一听说是收录古琴曲，就急速地挤出时间来排定录音的日程；琴人们对于约定了要奏录的琴曲，一般地也都作好准备，甚至荒疏了多年的琴曲也都温习好了。是在这样的热情与合作的情况下，使我们能于短短一百天的时同之内，把济南、南京、扬州、苏州、上海、杭州、安庆、滁县、南通、长沙、武汉、重庆、贵阳、成都、西安十五个地方七十五位古琴家的二百二十四曲收录了下来。又在同一时间之内，通过通信的联系，在青岛、广州、厦门、哈尔滨、啥时、南通等七个地方录下了十一位古琴家的三十八曲；共计是二十个地方八十六位古琴家的二百六十二曲；奏录总时间在一千分钟以上。
当我们向每一个琴人了解他们的渊源、师承修养、生活情况时，他们都感到兴奋，很仔细地填报了他们的访问录。他们亲切地追忆着答复我们提出的关于他们在艺术上的任何问题。
让音乐家把此次近两千分钟的古琴录音全面地听一遍，可能会感到那里面有很大一部分的演奏水平不高，甚至会怀疑古琴音乐的价值。如果这样地看，那是不正确的。必须结合琴人的修养和生活的情况去理解问题的所在。查看一下八十六位奏录这些琴曲的琴人的访问录，可以了解他们之中大多数对古琴是荒废了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直到解放后受到了国家文艺方针政策的鼓励才“拾起来”的。很多人还是在去年音乐家协会托我去约请他们录音之后，才开始温习的，因而免不了偶然取音不准，指法生硬和节奏支离的病态。这是过去几十年中社会环境使得这一民族文化没落下来的结果。
许多琴人原来是能演奏许多的琴曲的，但是一时来不及温习，所以每人所奏录的琴曲，都只是比较少的一部分，这里把每一奏录的和能演奏而未录的一并列在他仍的艺术简历一览表内，以便看出他们的丰富的潜力。
几年来，中央音乐学院的民族音乐研究所辅导着北京古琴研究会在对古琴音乐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到见于百年来的著录的古琴文献，包括琴书、琴谱，在两百种以上，但收集得还不完全。我们把这一尚待补充的收集工作也列作我们的任务，我们访问了各地图书馆的古籍部门，深入到它们的善本中去，也访问了每一知名的藏书家、古书店，进行了借阅和采问一切已知和未知的琴谱和琴书。我们在这一方面得到了很满意的拮果。其中突出的收获如（1）宁波天一阁所藏明初龚稽古所辑的刻本浙音释字琴谱，几百年来在天一阁出版的书目中，在天一阁的插架上都误记为“臞仙神奇秘谱”，经我们深入勘阅之后，才发现是一部从未见过著录而又是很负盛名的先代琴家所辑的一个很有特点而又很丰富的材料；（2）清初孔心诱所辑的刻本琴苑心传全编，客观上是一个总结明代古琴音乐二十卷的巨著，民国初年有一个孤本藏在上海，为盐商周庆云所有，不知何时被美国收买去了。民族音乐研究所动员国内琴家四处进行访求，多年未得，但这次我们在重庆图书馆未编目的架上发现了另一个完本；（3）陕西省文化局在民间访得的清初刻本松声操，是程雄在刊行松风阁十年之后，把原材料重行校正补充另外刊行的一个精刻本，比较四库全书根据早期的松风阁刻本所收录的更精深而丰富，尤其是在传统的琴曲方面。此外我们在上海图书馆善本部查阅了并摘录了周庆云原藏十种善本琴书中的八种；我们校勘并摘录了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所藏程瑶田校注的吹豳录原稿；我们借阅并摘录了私人藏家胡公玄先生的明刊本玉梧琴谱、五音琴谱、古音正宗琴谱；在西安我们借来了五四年代中在北大教琴的古琴家张友鹤的全部手稿，和同时在北京扬州等地研究教授民族音乐知名琴人史荫美的全部手稿；这些都是久已知名而未见过面的重要古琴文献。
几年来，在基本建设工程中有许多从汉、唐墓葬里出土的器物，在各种中心运动中民间的发现和捐献的古琴，集中到了各地的历史博物馆，有许多是可以供作古琴晋乐研究的史料和致用的实物。我们也重点地把检阅和鉴定这些器物列作我们的任务，我们访问了各地博物馆的历史部门，深入到他们所藏有关音乐的器物方面去，也在这一方面得到一些令人兴奋的收获。除了实地研究了知名全国的沂南百戏汉代石刻画象，成都王建墓伎乐浮雕，和济南、上海、四川等地并多唐代古琴之外，我们仔细地研究了重庆、成都、南京等处所藏的伎乐俑，其中大群抚琴、吹箫的陶俑都是在宝成铁路工程中所发现彭山汉墓群中出土的东汉明器，它们指证地答复了古琴历史中的几个疑问；肯定了武梁祠几幅横在膝上抚弄的弦乐器是琴；肯定了东汉时代弹琴的指祛现在相同；肯定了琴潇合奏是东汉时就已经有了的演奏形式。我们在济南博物院和上海吴金祥家见到另外两张唐代名琴“九霄环佩”，它们都和故官珍藏的真赝难分；苏州怡园坡仙琴馆旧藏有的苏轼藏琴也在重庆博物馆被我们发现，在北京教琴三十年已故杨时百先生的遗琴“彩凤鸣岐”等二十一张古琴中有十四张已收归浙江省文管会；。我们检查了一下抗日以前各地琴家所有的名琴，基本上都还存在，虽然有一些易了主，但是他们都另得到好的主人了。在安徽，我们从年近八旬的老琴家根如和尚了解到，他和他的琴师开霄和尚重编的琴谱新声（即开霄本春草堂琴谱）的原木刻板还在浙江龙游；在西安，文管会的陈尧廷向我们反映，清代乾隆间王善所著琴学练要原木刻版还在西安某书店，可以出售。这些是我们在采访中所接触到和所了解到有关古琴的一些比较突出的重要器物。
以上提到的这些古琴文献和器物都是有助于研究音乐史学的重要资料。
3．现时弹琴家的生活、修养和传派
上面提到的那些文献和器物的本身已足说明古琴这一音乐是一种几千年来存活在民间从未失传的艺术；把它们稍许深入地研究一下，它俩又说明古琴这一音乐艺术之所以能够存活下来，是由于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经常有一些水平较高的古琴专业艺人往往做了帝王的“内庭供奉”；其次不是富贵人家的“清客”就是设帐授徒的“琴师”。我们所接触到的古琴史料中，在清代中叶以后，就不曾见到有知名的“内庭供奉”；百多年来，专业琴人就只有“清客”和“琴师”了。也只是在三十年前还有几个古琴专业者在上海偶尔受到几个“爱风雅”的富商的照顾。到1939年最后一个“清客”，李子昭死在苏州文玩出口商周冠九的家中，从那以后就只有一些半专业的“琴师”，流散在很少的几个地方了。到现在，在民同只有这些半专业的琴师本人和他们与旧时清客琴师所教会了的一些业余琴人，是我们这次访问和录音的对象。
我们在十七个地方所访问到的琴人，大多数是业余琴人。只有极少数的琴人是曾经或在最近以教琴为生的。总算起来也只有管平湖、吴景略、夏一峰、詹澄秋、龙琴舫、杨葆元、关仲航等人。（其中有不受束修的琴师，也作为专业算了）。在这些琴人中，北京的管平湖和上海的吴景略琴艺较高，他们不但在三年前起，即已得着政府的照颐，而且已经先后走上了研究和教学的岗位了。
从古琴的历史文献中看，古琴是向来有很显著的宗派体现在古琴演奏的形式和风格的方面，他们经常地闹对立，经常地互相攻讦。但是现在改变了，在形式上，现在几乎只剩下作为器乐独奏的一种了：在风格上，绝大多数琴家都互相尊重而团结，可以说基本上他们都互不相侵。古琴音乐在今天，似乎是只有一些不同的流派而没有宗派了。
在明代万历年间（1600左右）,江苏常熟出现一个很突出的虞山派（琴家有时称为常熟派、熟派或琴川派）；它讲究把古琴看作是纯器乐独奏的音乐，不用唱调，只搞演奏；而以“清微澹远”为追求的最高效果。从此以后：弹琴家都争说自己是虞山派，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但是早在清代康熙年间（1700左右）程允基就已指出他“专访虞山，而有古调时调之别，乃知授受不同，师傅各异”.（琴说，与胡远山论琴学书）事实上现时各地琴家演奏的风格还是因授受不同在风格上突现着显著的区别的，我们就不得不确认流派的存在，并去分析这些流派。
从三十年前起，各地弹琴的人有了一些接触，就渐渐地互相习用了一些流派的名称，它们是“川派”、“褚城派”、“广陵派”、“九嶷派”等，这是从琴人们的师承、渊源结合着他们各个的演奏风格去验证、分析出来的。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人承认一个新的流派，我们在采访中，只能从琴人们的师承和渊源结合他们的实际演奏去验证、分析他们的流派。说得具体些，我们确认一个流派，它必须有一批代表性的琴曲；而且这一批代表性的琴曲由它们的被传授者演奏出来，风格必须大致统一；我们确认某一人是属于某一流派，他的最先直接师承是这一流派中的傅授人，而且他演奏这一流派的代表性琴曲时风格和这一流派大致相符，至于他自己发掘的和创作的琴曲就不用来否定他应属的流派。根据这一方法，以传人的地区
为名，我们分析出现时存在的流派如下：
把古琴家的流派分析出来是有必要的。因为在采访中我们见到同一琴曲由不同的人演奏出来往往有很大的差异，这并不是由于谱本的不同，也不是由于技巧水平的差别。古琴家们传统地把这种差异认作是风格的不同，一般地都互相推重，在个别情况下虽间有讥评，但从不把问题牵涉到技巧水平方面去。现在我们已经录下了两百多个琴曲资料，在放听之时必然会感到某些演奏的效果不习惯或不顺耳，若能从流派和风格的差异去体认它们，就可能更好地欣赏它们，理解它们。至于流派分析得正确与否，尤其是在琴家从属于某流派的问题上，是可能有问题的，这里只是作一初步的划分派别；师承或渊源；有代表性的曲目；上一代的代表人；现时代表人等。
4．在采访工作中的交流和它的作用
“知音”这个名词刻画着几千年来我国音乐家热爱交流的意识形态。为了能满足各地琴人和音乐工作者对交流的要求，我们在一些重点的交流座谈中并向一些重点琴人介绍了下列几种材料：
（1） 放奏各地最优秀的琴曲录音；
（2） 放奏管平湖在组织领导下发掘出来的古曲广陵散并展出王迪听写的广陵散五线谱；
（3） 放奏许健用古琴曲流水改编的民族器乐曲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乐队演出的录香；
（4） 本次采访中计划录音的人选曲选预约表；
（5） 国内现存琴谱和琴书的调查目录。
这种交流性的介绍产生了很大的好的影响。除了上面提到的许多收获与此有关之外，我们还取得了以下的成效和教育：
在反应方面：更激动了交流的热情，使原来对录音兴趣淡薄的琴人转变为争取录音，杭州八十岁的张味真先生原来谢绝了录音，但他竟录了大曲渔歌；南京黄友葵先生强调广陵散的弹出和听写、流水改编的大合奏是民族音乐发掘、整理和发展的典型示范；陈洪先生在座谈了记谱上的意见，希望能把指法里的吟猱细节表达出来（使我们发觉收集工作和使用资料不相闻问是无裨于创作的）；南京琴人王生香指出计划录音的人选、曲选表中遗漏了安徽老琴家根如和尚，张正吟指出遗漏扬州琴家刘少椿和胥桐华；上海胡公玄先生指出古琴谱集目录中遗漏了济南的明本太和斋琴谱。
在启发方面：济南山东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李华轩先生说，他在四十年前企图把所会的古琴曲写成五线谱给人们作改编器乐曲的资料，有人在他实践中遭遇困难时笑他不现实，因此放弃了，但是在今天共产党的领导下，居然使老年琴家和青年后进合作把从前认为不可能的事变成了现实；他又说，电台民族乐队演奏的流水，突现出一种特殊风格的交响气氛，若不是事先说明了是用古琴曲改编的民族器乐曲，他就把它当作东方风格的交响乐曲来听了！最后他表示也要从事这样的工作。西安一个青年音乐工作者听了我们这三种录音之后向我说，她已往在思想上始终认为民族音乐不如西洋音乐，想不到祖国有这样伟大而悠扬的弹弦乐曲，改编到民族器乐中去也变成了一种别有风格的交响乐；她说，她不但对民族音乐感到了兴趣，建立了信心，而且使她的热爱祖国的心情更加激动起来了！上海的姚丙炎和南通的徐立荪原来都未计划奏录广陵散，因听到管平湖的录音之后，也争取奏录了，因此使我们在这次采访中收得了五个人弹奏的广陵散，四个碣石调幽兰。
这些反应与启发的意义和影响都是很大的，它们超出了我们原来期待的愿望——不只满足了“知音”的要求，而且激发了音乐家对民族遗产的热爱，掀动了人们爱国主义的热情。
5．经验和教训
但是我们的工作也是有缺点的；某些准备工作的细节做得不很够，某些现场工作的检查和交代做得不及时
我们虽然有发现更多琴人的意图，但是我们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措施，直到较后，四川省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胡文熹同志建议发布关于我们采访古琴的新闻，我们还保守地认为不必“张扬”。后来他坚持发布了新闻，结果我们三天之后就收到了由灌县，长宁，崇庆，三个地方的来信，因而多接触到刘兆鑫，刘湘石，伍洛书三个琴人，因为时间来不及，我们只把在成都的刘兆鑫安排了录音并和成都的其他琴人取上联系，共余二人则未及晤见，也未录音。假使我们在将到某地之前就预先安排发布这样的新闻，那么我们这次采访的收获就会多得多了，这是一个教训.
农们有发现更多有关古琴的文献和器物的意图，但是我们也未采取任何具体措施。直到最后，当我们看到陕西省图书馆的书目中连一部琴谱都没有，正在叹息，陕西群众艺术馆却一次就搬出了五十多部历代的古琴谱集，让我们鉴定选择。原来他们在一月以前就预先派了干部到八个县里去收集民族音乐谱集，使我们能在这五十多种书谱中，发现了清初程雄第二个谱集松声操和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琴师张友鹤的大批手稿。假使我们早时把我们的意图预先通知每一要去的地方，请他们照陕西的办法做，那末我们在文献器物方面的收获也可能更多。这也是一个经验。
我们很严肃、很勤恳地对待录音的工作，在每个地方把老年琴人陪送到电台去，耐心地掌握他们的情绪，耐心地听从他们三番五次地返工重录，耐心地听从电台对时间的安排和变更，抓紧每一琴曲的时间和每一个琴人的性格在有限的录音时间上定好计划作好安排；因此，我们并未遭遇到很大的困难，而能顺利地超额完成了任务。这说明我们在现场的工作方面是做得不错的。可能就是因为现场工作的顺利招致了我们的自满，而忽略了在现场的及时检查和明确交代的工作。以致给汇集全部资料增加了困难，拖长了整理出录音节目目录表的时间。
我们正视了这几个缺点，它们将是我们以后在采访收集工作上的良好教训。
1956年8月1日
1956年古琴采访工作报告 查阜西（执笔）许健 王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