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部门一直渴望重修华夏旧器，但如果不去寻求历史资源，只借鉴当代资源，便会无从做起，这时候，人们才从琴人的传统中获得了思想援助，获得了矫正的坐标。许多“文革”中被批判的东西，今天部分恢复了，并在现实中获得了继承乃至发扬，这份能源来自1949至1966年“黄金岁月”间的积聚。

（9）她让一个“显晦无常”的领域明朗化

琴乐中有一种表现形式，非常古老，但遗失最多，王迪对于现代学的最大贡献之处，恰恰就在这里。“琴歌”记载很早，《尚书·益稷》便有了“搏拊琴瑟以脉”的第一笔。“闻弦歌之声”（《论语·阳货》），“弦詩三百”（《墨子·公梦》）等语录，层出不穷。

《诗经》是用琴瑟等乐器伴奏歌唱的，《史记·孔子世家》“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四川出土的汉代陶俑，不仅仅双手作抚琴状，同时还神采飞扬地张口作唱歌状。当代琴歌研究始于査阜西，早年习琴就是从唱歌开始的，他写道：

作为一个琴人，我是从琴歌学起的，我从十四岁到二十七岁，一直是弹必有唱，后来有人教我“归口虞山”，我就不敢当众演唱了。当我开始弹《忆故人》和《梅花三弄》两个无词琴曲时，我在情绪上还多少有些抵触。我很怀疑，一个琴曲没有词，怎能知道是些什么意思呢？后来到任何地方遇到的琴家，几乎全是只弹而不唱，我才噤若寒蝉，怕人轻视我是“江湖派”！

査阜西在琴歌技术上推崇“乡谈折字”，“乡谈”是方言，”折字“是用方言演唱，即把”四呼开合“和”四声阴阳“折转到发音上，使人听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可以唱出诗歌三百篇、器乐声乐结合的古老品种，到了20世纪50年代”古琴普查”竟然不足十首！面对一路下滑却魅力无穷的领域，王迪奋然起身，勇于承担，几乎是独自挑起了“捡石补天”的使命。通过她，我们知道，原来保存的三千余首琴曲中“琴歌”就有五百余首（包括不同唱词的300余首），分量居六分之一，可谓传统声乐艺术的最大宝藏。

所以，致力于琴歌的挖掘、打谱、研究、推介，成为她一生投入最多也是成就最大的事业。在同辈人中（几乎是唯一例外），在多数人认为不能为的区域找到了一片大有可为的学术空间和艺术空间。某种程度上说，琴歌就是她独立门户的标志，就是她立于当代琴学无可替代的玉树临风处。

1983 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她编辑的《琴歌》，共收录 52 首。除管平湖整理的《蔡氏五弄》、《五瓣梅》2 首，均为王迪打谱。 3 作曲家江定仙为之作序，其中 13 首琴歌由中国唱片社录制唱片。1988 年，王迪编辑的琴歌专辑《中国古代歌曲长河》第二辑，由北京音像公司出版，15 首歌曲都由她撰写简介。2004 年8 至 11 月，她又亲自辅导演唱家和乐队，参与琴歌唱盘的编辑。2007 年由女儿邓莹、邓红编辑的《弦歌雅韵》则汇集了母亲终生辑录的百首琴歌。一首首琴歌见证了各个时期的历史故事和文人精神，串联的是中国文人或“凤翔霄汉”、或“渔樵问答”、或“修竹吟风”的情致与足迹。无须说，在琴歌领域首推第一的王迪，让这株被王世襄称为“显晦无常”的葩园，彻底改观。琴歌开拓了一条借助明朗的歌词让一般人了解琴乐的渠道，恢复了久已湮灭的“文人词乐”，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自然不可估量。虽然许多演唱家不知道风格雅致的琴歌由谁打谱定谱，但他们热爱这些作品，常年演唱。因为一个人的耕耘，重新恢复一片几乎消散于历史时空的天地，并踵事增华，多所增益，使之成为现代琴学既保持了自身品格又走进了普罗大众的圣杯。

（10）让录音变成“老八张”并让“老八张”变为经典

1966 年“文革”前，中国唱片社与中国音乐研究所已决定联合灌制 11 张 33 转密纹唱片，社会共享“古琴普查”收录的资料，并决定由王迪负责转录、剪接和编辑。“十年浩劫”不期而至，此事作罢，但编辑成形的资料，存于中国音乐研究所。直到 1992 年 7 月，王迪作为代表再次到中国唱片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特约编辑身份，继续中断了十几年的工作。这个要求不断、斤斤计较、一点一滴的细节都不放过的编辑又回来了，这一次没有人怀疑她的经验，只有她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当年录音条件有限，录音带又放置多年，老琴人也有演奏不准之处，她以学者式的严谨苛刻和艺术家式的激情敏锐，全凭演奏经验和耳朵听，一个音符、一个小节将录音带剪接成完整准确的演奏乐曲，使后人得以聆听到老琴人绝响的遗音。她先后编辑出第一张、第二张，然后是第三张、第四张，直到第八张。每张唱片都是划时代的，都重新定义和改变了琴学命运，赋予琴学以新生和久违了的魅力，并起而改变了音响世界一边倒的流行世风。1994 年，由王迪主编、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国唱片社联合出版的八张 CD 唱片《中国音乐大全——古琴卷》正式出版，其中汇集了五、六十年代录制的不同琴派（广陵、虞山、泛川、九嶷、新浙、诸城、梅庵、淮阳、岭南等九大琴派）的 22 位琴家演奏的 53 首琴曲。这就是被琴界口口相传、几乎成为固定名词的“老八张”。数十年间，“老八张”几乎成为“经典”的代名词。它是 20 世纪琴学录音制品的鼎足之作，标志着中国传统音乐资料社会化建设的新一轮搭建。它们不但是唯一可循的 20 世纪的珍贵琴学音响，第一次全国规模的琴乐精华的集大成之作，也是见证王迪几十年心血的集大成之作。“老八张”值得被一提再提，在琴界获得了无可匹敌的高度评价，就是因为其中反映了受众对制作者鉴赏有度、编选到位、认真投入和奉献精神的尊重，唱片通过曲目和题解文字开口说话，让公众回味其中体现的学术理念、技术水准和踏实态度。由此发生的社会反响幅度之大，让人端视到其社会影响力之高。

1995 年，王迪参与编辑的《管平湖古琴曲集》由香港“龙音公司”制作出版，两张 CD 唱片共收琴曲 17 首。王迪撰写了《中国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的艺术生涯》，为“管派”艺术归纳总结从古琴普查开始，王迪成为第一位给琴人录音的学者之一，投入让她懂得这批音响来之不易，数十年间与琴人的交往，也让她懂得这代琴人的价值，所以，没有人比她更合适担当编辑。这个举动的确是一种眼界，虽然决定者是集体，但执行者是王迪。她在大多数人还不留意的地方，开垦出了一片空间，播撒了一片金灿灿的光芒。琴人以自己的方式呈现生命，但生命之声并未传播大众，中间缺乏传达的媒介。在此，王迪站了出来，不但连接两端，而且把社会需求与琴人需求，把分裂为传统与现代的两个文化共同体连接起来，为精神悬空的琴人提供了安置和传达生命的媒介，为音乐爱好者提供了欣赏传统艺术的产品。在这个位置上，她无人替代。因此，她可以内心光明地拥抱“老八张制作者”的光荣称谓。

（11）他们堆起了数百万文字

1956年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杨荫浏和侯作吾整理的《古琴曲汇编》，首开五线谱与减字谱对照之先河。杨荫浏早在 1947 年在南京“清溪琴社”琴家聚会时，就开始使用五线谱、减字谱双重谱式，沟通古今的途径获得了学术界普遍认可。1962 年 8 月，由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会合编的《古琴曲集》第一集出版，王迪、许健等人整理的 62 首琴曲，正式面世，其中王迪记谱 25 首。《古琴曲集》是近现代琴学的标志性成果，减字谱与五线谱对照的“现代化”，使仅仅记录指法和弦位的琴谱，有了明确音高和规范节奏。琴曲介绍部分有：版本出处、解题曲意、校勘指法、节拍速度、分段曲式、录音记谱、演奏者、记谱者等完备信息，准确简练，完成了杨荫浏“将民族音乐的古乐谱译为现代乐谱”的期望。《古琴曲集》已经成为爱好者、研究者的必备书。或许最开心的还是出版社，两部宝典，一版再版，让没有把琴谱当回事的书商们看到发行量如此巨大时沮丧地感叹：“我们动手晚了”。

中国音乐研究所的工作中，王迪参与了所有古琴文献的整理工作，正式出版和油印的数目有：《存见古琴曲谱辑览》、《存见古琴指法谱字辑览》、《历代琴人传》、《传统造琴法》、《传统造弦法》、琴论辍新》、 清代琴谱著见琴人名录》 上下册）、《古指法考》、《古琴美学资料选》、《历代琴书、琴谱提要》、《琴曲新声》、《琴曲集成》、《古琴唱片资料选》等。这份数目长得让人惊叹，仅仅 17 年时间，这批人怎么能够干这么多事！这还不是全部，王迪另外参加了许多超出古琴领域的工作：《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演资料》、《智化寺京音乐》、《1956 年古琴采访工作报告》、 中国乐器介绍》、 中国传统乐器选编》、 大百科辞典》、《中国音乐词典》、《音乐百科辞典》等。她写下的文章有：《古琴音乐采访记》、《一个古琴考察者在 50 年代中国的旅行》、《从“幽兰”“广陵散”的谱式谈到减字谱的时代问题》、《琴曲< 广陵散 > 初探》、《漫谈 < 流水 >》、《< 魏氏乐谱> 中的 < 关山月 >》、《中国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的艺术生涯》等。对于普通读者，当然没必要花费太多时间去理解这些过于专业化的文字，但应该告诉大家，到了 20 世纪，不但一般人，就是专业琴家也对丰富的琴学知识模糊不清了，他们已经说不大清一首大名鼎鼎的琴曲的原始版本和其他变体之间的区别，名称源自何典，乐曲源自何时，技术如何解释等等，这就需要专家一一识别并加以阐述。琴学传统既离不开琴人维护，也离不开专家说理。上述工作的基本范式，就是探源溯流，条分缕析，把传统琴学纳入现代知识体系。

余语：不忍一生业绩被这样抹去

人都爱分个高下，教授、研究院、、博导、主编、, 首席学术带头人，学位、职称、官, 位，这些名誉、头衔和评价都是社会给予的，冠冕堂皇，熠熠生辉。但还有一种评价来自同行，王迪在琴学领域获得了比之显赫头衔更珍贵的口碑，这是她给同行带来信心和典范的反馈。试问：有多少获得了各种头衔的人能够拿得出《古曲集》《琴歌》等一大堆绝不是仅仅是编辑整理那么简单的厚重成果，连同一大批花费大量心血编辑的唱片以及时时被人传颂的录音制品。这类成果足以让许多人惭愧。历史毫无容情地把多数人视之如命、一时地的头衔和名声撇开，把另一种参照系拿到历史现场，这就是实实在在的成就——永远屹立的坐标！

20 世纪 90 年代前，还没有头衔、学位等评价标准，社会把像王迪一样研究者们的知名度被控制在很难冒头的地平线之下，只准保持一副不准出人头地的平凡形象。另一方面，上述琴家在其活跃时代，也都对虚名不屑一顾，这不但表现为对传统秩序建立者的认同，而且显示出传统文人的清高。然而，遭遇到现代评价体系的时候，他们困惑了，觉得自己的常识受到了挑战。面对新时代的评价体系，他们感到被时代抛弃了。王迪也一样，感到了恐慌，这恐慌源于对新式评价体系的不熟悉。处于两个时代之间的人觉得，自己活动的岁月不是时候，甚至抱怨站错了时间表。

50 年代，作为“北京古琴研究会”中最年轻漂亮的新女性，她无疑像天使一样在那座四合院里飘来飘去，也像天使一样被老一代琴家呵护。“北京古琴研究会”时代，老一代琴家内心世界中的朝气蓬勃，恰恰要由这位年轻漂亮的女性来扮演。王迪扮演了这个角色，获得了宠爱。最重要的是，站立在身边的管平湖，与其说是老师还不如说是精神世界价值体系的坐标，一座强大的不可摇撼的坐标。天天看得见这样的意志坚定者，年轻人就绝不会怀疑自己所做的一切，坚定不移跟着老师一路前行。然而，“文革”以及接之而来的浮躁，作为价值坐标的管平湖不在了，整个社会价值体系都在重建，面对世风，她的精神世界出现了从来没有过的危机。面对“有的没理可说、有的无处说理、有的有理也白搭”的尴尬，一肚子委屈和苦水。这是王迪晚年痛苦的根源。

人们注意到，她没有兴趣在人们面前弹琴了，面对整个社会相遇“非遗”的欢庆场面，她却没有 50 年代参与大量演出的兴致，社会渴望的目光也没有唤起她抚琴的精神。即使偶然抚琴，手下琴音也不再像 50 年代那样天真欢快。或许是年龄，或许是沧桑，或许是“冰弦自调”的隐忍，总让人感到，她有一股无以为告的情怀，一种涉足当代却迈不进当代的迟疑窘态。

为人立传，仅仅记录故事而不能透析传主心理的失衡，将不会塑造一个完整立体、敢爱敢恨的人。我们不仅要把故事加入时间维度加以叙述，还应该把不可见的心理转换为可以描述的行为，以窥见王迪心底隐含的种种难言之隐。这并非是中国文字擅长故事叙述再加西方小说擅长心理表述的另辟蹊径，而是渴望触摸王迪一代人集体心绪的深度探视。

她是大胆走出国门的人，20 世纪 90 年代的第一个春天，在美国长达十个月的经历让她看到了像自己一样的女性学者赵如兰的实际生活。我们无法揣摩她当时的心情，但那个时代到过国外的人的集体回忆，大致可以反映情状，那是一种与国内的贫困对比悬殊的无奈和愤懑。作为杰出女性的代表，王迪取得的成就绝不次于赵如兰，获得的回报却比赵如兰差得何止千万倍。

我与王迪老师的最后一面，就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讨论学术名誉和生活待遇的问题。如果不打断她，她可以一个上午不停地向你唠叨自己心中的委屈。面对一肚子委屈，我不得不把李文如先生刚刚编辑完成的百余万字的两大册《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期刊篇目汇编》拿给她看，开导她说：一个人有没有职称并不重要，留下的作品则会永垂青史。看到厚厚的书稿，有职称并不重要，留下的作品则会永垂青史。看到厚厚的书稿，她呆在那里，神情木然，翻动书页的双手，突然蒙面，忍不住身体抽动。她好像知道，自己应该把要干的事情干完。我无法回答她关于各种职称的要求，但一位老同事的书稿在那一刻突然具备了无与伦比的优势，成为我无法作答却得以逃脱的理由。

其实，作为历史的记录者，我喜欢听到这类牢骚，乐意听到这类的抱怨，牢骚和抱怨让我们相信上一个人的真实。她们常常无私，但也会自私；她们常常崇高，但也会斤斤计较。历史不应该老是把那个时代的人描绘成“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纯洁无瑕“。他们是活生生的人，像我们一样虚荣、爱面子，喜欢被人称为教授、研究员。她们有家庭，有希望把超量的劳动付出获得现世报的合理要求。

我们太轻视“集体成果”名目下的负面摧残作用以及其中体现的“集体不负责”，这些被“英雄集体”鼓舞下默默无闻的工作的人，不屈服于困境，从未放弃国家和个人的理想，别无选择地把自己的劳动全部化为“集体名誉”。“集体成果”确实无法获得成果外围、看得见的“增值”价值量，却传达出了另一参照精神。延长琴学生命“物理量”的成果，没有让他们个人获得肯定，却只为了一个集体荣誉。把自己的生命完全交给单位和组织，不计较个人名声，也没有现代知识产权的概念，在单位和个人并非划然相别的时代，司空见惯。这不是单宗个案，而是集体写照。对于那些“集体署名”从而无法分辨个人成就、个体价值的成品，后人应该怎样说？这类事件引导我们理解那个时代政治与个体生命的构成关系，并在那类针对个人的调查和责问中显示的仍无法容忍个性的时代底色。

王迪参与编辑《古琴曲集》《琴歌》以及上述提到的大量文献整理工作以及大量音响制品的编辑工作，融汇了她全部的生命乃至牺牲了家庭和个人的幸福，甚至没有名分在大众面前获得知识分子最看重的尊严。终有一天——现在就等到了这一天——人们才能清楚没有署名的作品中的个体成分并部分理解那些被剥夺的名誉带给个体的痛苦。很多人都有这种隐痛却不愿意说出来，王迪只不过像一个代表一样吐了出来。我们有资格怪她吗？恰恰相反，反倒是因为她道出了苦水从而让我们获得了了解上一代人的方式，因而为提供了这种个体化视角探试历史的途径而感谢她。所以，作为知道一点内情的人，应该尽可能的把细节记录下来，好让后人认祖归宗，承接血脉，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把这段历史记录下来的初衷，也提醒人们不要想当然地把一切成果都简单的归于“集体”而忘记了个人。

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2007年，两位女儿邓莹和邓红，将母亲的遗稿《弦歌雅韵》整理成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内附母亲一生辑录的两盘琴歌。抚稿而思，或许王迪整理的琴乐不能参加那些以个人名义申报的诸类奖项，奖项评选委员会完全有权认定著述不属于个人，受惠人也可以无视原创者的名字，听众也可以不感恩制作者的辛劳，然而，人们喜欢听，喜欢唱，代代不息，那些缭绕与老百姓身边的音响就像生活中的炉边柴、缸中米，杯中茶一样，在岁月静好的日日夜夜，相伴在普通人身边。唯一难以表达的是后代，女儿们无力禁止琴界公众不使用母亲的名字。所以，作为历史记录着，我们应该把学者、琴家王迪的名字，贴在这份温暖记忆的封面。